在习茶的过程中，我们很少把茶具和茶器去做严格的区分，经常把二者笼统地混为一谈，这是一种不该有的疏忽。陆羽在《茶经》里，对茶具和茶器，从概念上做了严格的定义，分别单列在第二章和第四章，殊有深意。他把关于采茶、制茶的工具，定义为茶具；把与烹茶相关的不可缺少的用具，对茶的育化有改善作用的工具，全部定义为茶器，并着重对茶器做了详细的阐述，从而赋予了茶器以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品格。茶器以载道，茶道由器传，而非茶具。
陆羽在《四之器》一章里，列出了详细的煎茶器清单，共计二十六种。假如平时不用，或携带外出时，其他的二十五器，都会安放在体积硕大的都篮里，这与《封氏闻见录》的记载相吻合。据封演记载：“造茶具二十四事，以都统笼贮之。远近倾慕，好事者家藏一副。”文中的“都统”即是都篮。《九之略》说：“但城邑之中，王公之门，二十四器阙一，则茶废矣！”此篇讲的二十四器，恰好不包括都篮和具列，值得注意的是，严于茶事的陆羽在《茶经》里竟然没有提到承载茶碗的托子，而他在《茶经》中，连一个小小的茶夹，都表述得如此详细，因此，他不应是故意遗漏或忽略了茶托。如果真属疏漏，等再次修订《茶经》时，他也一定会给予纠正。由此只能证明，在陆羽的《茶经》完成之前，茶托还没有出现，或尚未正式应用。
茶托，又叫盏托、碗托、茶船。清代顾张思的《土风录》中写道：“富贵家茶杯用托子，曰茶船。”宋人程大昌《演繁露》中说：“(茶)托始于唐，前代无有也。”唐人李匡义《资暇集》记载，茶托子“始建中蜀相崔宁之女，以茶杯无衬，病其熨手，取碟子承之。既啜，杯倾，乃以蜡环碟中央，其杯遂定，即命工以漆环代蜡。宁善之，为制名，遂行于世。其后传者，更环其底，以为百状焉。”同一时代的人提供的佐证，往往最为可信。如果我们仔细推演一下时间，就会发现，建中元年正好是780年，陆羽在这一年刚刚整理完《茶经》。以上确凿的证据和时间链条，完全可以证实，在陆羽《茶经》问世时，茶托尚未出现，更何况茶托最早出现在建中年间交通闭塞的蜀地。
当前，尽管有很多学者，会依据出土资料振振有词地认为，茶托可能出现在汉代，这种论断明显是错误的。根据文献记载，南北朝时期，越窑也确实烧制过盏托。在故宫博物院，我也见到过一件展出的东晋青釉盏托，但这些盏托的形制，基本是从古代的酒器、耳杯承盘发展而来，是为适应古人席地而坐的饮酒方便而设计的，因此这些承托，基本属于酒台子，并非茶器。酒盏和酒台子合称台盏，酒杯和酒盘合称盘盏，金银盘盏在唐代颇为流行。据《辽使礼志》记载，贵族“执台盏进酒”，宋人称水仙花为“金盏银台”，便是从此类酒器的相似结构中悟出的。
唐以后，食器和茶器才开始严格区分开来，之前的茶器、食器甚至与饮酒器并没有完全分开。其中容量过小的、束口的，大部分属于酒器，没有任何资料和理由，能确认是茶器。目前，很多出版物和展览中，经常把茶盏托和酒台子混为一谈。很多宋辽时期的饮酒图，常被解读为饮茶图或茶画，这是极其错误的。
古人饮的酒是温的，白居易有“林间暖酒烧红叶”。当人执台盏进酒时，饮酒人只是手持酒杯，酒台子和饮酒器是分离的，所以，酒台子尽管和茶盏托极其类似，但酒台子中心的圆台是突出的，用以承放酒杯，酒杯和茶托之间并没有任何的嵌接。一般情况下，只要酒杯有圈足，在台盏或承盘的中心，都会有对应的承口，这是防止敬酒时酒杯滑动之用。无圈足的酒杯，承盘中心则没有承口，这些在唐宋的金银酒器中可以得到例证。酒盘的盘心不作浅台，当以酒盂无足之故。而饮茶却不同，茶是热的，尤其是唐宋时期，受陆羽的影响，提倡喝茶时，要“乘热连饮之，以重浊凝其下，精英浮其上。如冷则精英随气而竭，饮啜不消亦然矣。茶性俭，不宜广，则其味黯澹，且如一满碗，啜半而味寡，况其广乎！”
鉴于此，为防止烫手或茶汤洒落，饮茶时盏与盏托不能分离，举托饮茶，这就要求茶盏必须要与盏托有个密切的关联配合，盏的底足和盏托之间，必须有个深度的插接，以防止敬茶、饮茶时茶盏滑动。这从晚唐法门寺出土的淡黄色的琉璃茶盏与盏托的密切配合，可以得出结论。宋代的贵族、文人，有持托喝茶的规定。期间常用的茶托，多为红色木质漆雕，《齐东野谮》记载了夏安期在其父发丧期间，举托喝茶被免职的事例。南宋的孝宗皇帝，为其父高宗守孝时，给大臣赐茶也一概不用茶托。
施耐庵在《水浒传》的第四十五回写道：“只见两个侍者捧出茶来，白雪定器盏内，朱红托子，绝细好茶。” 施耐庵是明代人，他写北宋的茶事，能对白色的定窑茶盏、朱红的木质茶托娓娓道来，这说明他至少是见过朱红茶托是如何使用的，也说明木质茶托在明代还有广泛的应用的。
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，唐宋贵族们喝茶，多用木质茶托。首先，漆雕木质茶托，质轻精美。其次，木质茶托，隔热性能较好。宋代审安老人《茶具图赞》中的漆雕秘阁，就是很重要的例证。“漆雕秘阁，名承之，字易持，号古台老人。赞曰：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则吾斯之未能信。以其弭执热之息，无拗堂之覆，故宜辅以宝文，而亲近君子。”漆雕秘阁就是雕漆茶盏托，承茶盏之用，以消除烫手之患。
清代以后，包括现在我们使用的茶托，都与清代以前的茶托大相径庭，亦非一物。明末以后，当酒杯的形制，影响了茶盏的大小和器形以后，过去酒杯的承盘，就相应变成了今天广泛使用的茶托。而历史上真正的茶托形制，在某些传统盖碗的碗托中，还能寻到一点旧时的大概模样。
陆羽所处的时代，为什么不使用茶托？其原因可能与当时的茶碗太大有关。唐人喝茶时，双手持握，捧着饮用。况且茶汤在茶碗里的容量，不会超过二分之一。等后来茶盏的体积逐渐减小，利用茶托隔热，避免烫手，就显得非常必要了。另外，陆羽扬越抑邢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即是大部分越窑的茶瓯，圈足高且中空外撇，比起玉璧底的邢窑茶瓯，隔热条件会好很多。
茶碗和茶瓯，不尽相同。茶瓯，是唐代越窑青瓷饮具中，带有特别功能和意义的器皿。陆羽在《茶经》中说：“瓯，越也；瓯，越州上，口唇不卷，底卷而浅，受半升以下。”茶瓯的出现，表征着专用饮茶器具的诞生。瓯的出现较早，之前既是酒器，也是食饮器。但在唐代以后，茶瓯就是专业的喝茶器了。茶碗的容量较大，若逢茶会、茶宴，数人可共用一只茶碗行茶。茶瓯的体积较小，多在个人饮茶时独用，它和宋代容量更小的茶盏类似，适合把玩。自居易有诗：“满瓯似乳堪持玩，况是春深酒渴人。”
茶盏大约出现于晚唐，当时的盏、瓯，还没有明确的细分。晚唐苏廙《十六汤品》中说：“且一瓯之茗，多不二钱，茗盏量合宜，下汤不过六分。万快泻而深积之，茶安在哉？”在此文中，瓯与盏是通用的。宋代范仲淹诗云“黄金辗畔绿尘飞，紫玉瓯心气涛起”，其中的紫玉瓯，就是兔毫盏。
茶瓯，是唐代主要的饮茶器，在唐代诗文中，茶瓯比茶碗出现的频率要高很多。吕群诗云：“谁怜翠色兼寒彰，静落茶瓯与酒杯。”韩偓《横塘》诗有“蜀纸麝煤沾笔兴，越瓯犀液发茶香。”岑参也有诗“瓯香茶色嫩，窗冷竹生干。”最杯子控的要数白居易了，行住坐卧，吟咏沉思，皆不离瓯。他写茶瓯次数最多，“食罢一觉睡，起来两瓯茶”“命师相伴食，斋罢一瓯茶”“起尝一瓯茗，行读一行书”“泉憩茶数瓯，岚行酒一酌”
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。道不离器，器以载道。陆羽把煮茶、饮茶的器具称之为器，已经使这些基于日常生活的茶器皿，具有了非凡的精神和文化意蕴。至此，茶器已不仅是简单满足于饥渴的日常器具了，而且蕴含了更探层次的道”的内涵，正如马林洛夫斯基所言：“在人类社会生活中，一切生物的需要，已转化内文化的需要。”正因为茶器承载和涵盖了文化、境界、审美和精神等诸个方面，所以，陆羽强调在正规的茶道仪式中，要注重茶器的实用、美观、圆融和完善，二十四器缺一，则茶废矣。在陆羽的视野里，一席茶中的茶器是否齐备完美，已关乎茶道之兴废。茶器之重，竟重于泰山，在这一点上，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与警觉！
